Miya Perry1
Translation: Everyone’s Existential Crisis
许多人认为，我们社会正经历一场意义危机。我经常在旧金山湾区的朋友中听到这种感受，也在远超出社交圈的范围遇到过。人们的感觉是：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存在一些社会叙事，参与其中既充实又有回报；但对我们这一代，以及似乎接下来的几代人而言，越来越难找到并真正认同一种有吸引力、可共享的目的论。正是这种无意义感，让一些人对战争产生惆怅的向往，让另一些人转向内在，过度沉迷于冥想和迷幻药，也让许多人谈论他们需要一种“共同使命感”。
这种感受已经引发，并将继续引发关于价值观、政策与文化的讨论——围绕哪些信念与教义在关键意义上是对的或错的，以及我们应当鼓励或抑制哪些行为而争论不休。其中许多讨论都是徒劳的，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比“该相信什么”或“该怎么做”更深：真正坏掉的是我们用来决定这些事情的方式。我们经历的不是文化危机，而是一场认识论危机。
认识论研究我们如何知道事物，以及“知道某事”意味着什么。比如如果有人告诉你某个事件发生过，你就算知道了吗？如果你亲眼看见了呢？如果你在书里读到呢？如果你对它只有一种模糊朦胧的记忆呢？你真地知道明天太阳会升起吗？我们当作确定无疑的东西，未必与我们真实的确定程度相匹配。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是那些迄今为止还算能维系社会肌理存续与运转的认识方式正在崩解的时刻。我们对环境的改变已经大到，我们当下用来理解正在发生什么的方式不再成立——技术与全球化已将我们的信息流与生活模式剧烈改变到一种程度，使得我们围绕涌入信息进行校准的方式对我们而言愈发危险，而且这种趋势只会随时间加速。这不仅仅是对“正在发生什么”的理解（即世界模型或文化）的过时，而是抵达这些理解的方式（即世界模型与文化一般意义上的基础）的过时。
能够应对这一点的讨论，应当是对我们的社会认识论的审视，但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知识有不同类型，而社会知识是一类特殊的知识，我们需要将其与个人知识区分开来。社会知识是“我们”所知道的一整套东西。这是个奇怪的范畴。它包含诸如相对论、“民主是最先进的政体”这一观念、“对伴侣不忠是不道德的”这一观念、智商的概念、万有引力定律等等。我们的社会认识论之所以怪，是因为它允许我们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的情况下仍然“知道”某些事——例如，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知道相对论，但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它是什么、如何运作。同样，许多人拥有“对伴侣不忠是不道德的”这一社会知识，却并没有任何真正发自内心的理解：为什么如此，或者具体后果会是什么。
我们必须超越“我们应该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问题，转而追问：这些选择究竟是如何在一开始被形成的——因为真正的崩坏正发生在那里。除非我们处理了我们的社会认识论，否则我们将被困在越来越快的文化死亡循环中。
知识的动荡根基
个体知道事物有不同方式。有直接的感官经验，比如你知道小猫很软，是因为你摸过它。有逻辑推理，比如你知道128是偶数，尽管你永远不会看见或触摸到“128”或能把它整除的“2”。还有灵知，也就是有些人体验到自己与圣灵相接触时的那种确定感。还有证言，比如你知道朋友很难过，因为她告诉了你。
社会知识主要由证言构成，但其中大部分并非直接的个人证言。如果我的朋友Brian告诉我他昨晚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他是在讲述自己的直接亲身经历，所以我通过一层转述就能知道。然而，如果YouTube上记者的视频告诉我“通货膨胀下降了0.5%”，这份证言相对于Brian的证言，与所述事实之间隔着更多、且更关键的层级，包括我不认识这名记者，记者可能认识、也可能不认识他获取信息的那个人，我可能懂、也可能不懂什么是通货膨胀，记者可能懂、也可能不懂什么是通货膨胀，给他提供信息的人可能懂、也可能不懂通货膨胀，或者对通货膨胀是什么的理解并不与记者一致，用于生成报告的数据可能被政府篡改，记者可能是一个AI深度伪造。
社会知识的另一个奇怪之处在于，其内容既令人困惑地动态变化，又会因亚文化与人口群体而异。我在加州长大时，我们知道脂肪和红肉对身体不好，大家都喝脱脂牛奶、避免吃牛肉；而现在我们知道碳水化合物对身体不好，那些极度投入健康的人转向古饮食，靠黄油和肉类生活。在韩国，许多人知道开着吊扇睡觉会死人；在这里我们知道那很荒谬。我记得小时候读一本希腊神话选集的导言，里面有一句大意是：“过去人们相信许多愤怒而反复无常的神，但今天我们知道只有一位上帝，而祂无限慈爱。”我在一个无神论家庭长大，我们可“并不知道”这种事；那本书在我看来奇怪地原始，但如果我在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地区长大，感觉就未必如此。
因此，社会知识在认识论上比个人知识更不稳妥。然而，它对我们能够运作、协调至关重要；更进一步，它也正是赋予我们生活中那种总是难以捉摸的“意义”的东西。
人的能动性——生成选项并从中做出选择的能力——并不是一个人通过感官直接摄取环境信息、再据此作出决定这么简单。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与信念中，有大量来自那些在可验证性上几乎等同于虚构的信息。对大多数人来说，“万物由原子组成”“朝鲜是一个共产主义独裁国家”“地球绕太阳公转”等信念，在认识论意义上等同于“盖茨比爱着黛西”。我们同意把它们当作前提来运作，但我们无法、或干脆不愿意核查其真实性。我们能做的是检验它们与我们所知或所听说的其它事是否一致，但其中很多一致性检验，和我们判断“既然我们‘知道’关于盖茨比的其它事，那么他爱黛西是否说得通”是同一种检验。
大体上，我们是否相信某事，取决于我们是否、以及如何信任信息源。我们是否、以及如何信任信息源，往往更多与我们和信息源的关系有关，而不是信息源与信息本身的关系。我们相信高中物理老师，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亲自做过那些实验；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他们被置于一种权威位置，能够帮助我们并奖励我们。我们的世界模型更多是基于社会奖赏回路的反馈来建立与校准，而不是基于我们原始感官知觉的反馈。
这听起来未必总是那么不切实际。在我们大部分历史中，这种校准过程之所以还能产生有益的协调，是因为任何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训练过”的数据集——也就是接触过的人——大多是同样稳定地近距离共处的个体，因此他们在位置上共享的利益与冲突相对稳定、可被共同应对。围绕邻居的感受与反应来校准世界观是有道理的，因为你们的物质利益彼此纠缠。共享的框架使你们更高效地预测彼此，并沟通诸如篱笆该立在哪里、最近谁借过糖、社区育儿功能的边界该怎么设定等等。
对当时的总统抱有相同的感受，能够一起抿嘴摇头讨论某个遥远战乱国家的动向，并且对一个你永远不会见到的女演员的优点与缺点保持长期分歧——这些都让你在共享的道德空间里处于什么位置变得可读。即便许多立场与你的日常生活毫不相干，它们确实帮助你以足够合理的方式进行协调，合理到值得持有——而这就是你的意义感：一种朦胧的共享北极星，让你知道自己相对于他人站在哪里，也知道你们一起朝哪里去。
社会导航——群体协调——通常通过一个抽象的、本质上带有虚构性的共享世界来实现。这个世界由人们共同建构与维持，用来描述超出日常物质输入之外的宇宙，并为平凡行动提供语境。对意义感而言，真实性并非最重要。即使在许多——甚至按某种尺度而言大多数——共享信念完全是虚构的情境中，例如在人人相信太阳绕地球转、或相信狐狸能变形的文化里，这些共享虚构依然完成了协调功能：帮助人们彼此定向，使彼此可预测，并据此做出相当稳健的决定，去判断如何在彼此之间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信念本身与个人生活并无太直接关联，那么信念所源自并维系的关系却有关联，而那在很大程度上才是关键。
因此，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基于关系性情感来同步信念，而正是这些情感——由社会奖赏决定，而非直接由我们对议题的原始评估决定——塑造了我们的思考与信念。我们关于世界的许多信念被选择、并发生变化的“算法”，更多取决于我们周围的人如何变化、我们的关系如何变化，而不是取决于世界本身。当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开始改变时，多数时候是因为进入了新的圈子，而不是因为从个人经验中学到了政府或经济如何运作的新知识。
新世界中的认识机制
这种松散的认识机制之所以如今正在失去可行性，原因很多。首先，互联网把原本用于社会条件化的奖赏回路，开始替换为拟社会条件化；我们的奖赏反馈循环越来越多地通过与我们不认识、也可能永远不会见到的人互动来运行，而这些人对我们知之甚少，对我们的生活与福祉也几乎没有投入。拟社会动机本身并不新：例如王室与电影明星作为拟社会关系的对象，远早于互联网存在。但互联网向社会奖赏回路提供的那种迅速、充足且咄咄逼人地持续进化的反馈，是新的。线上线下，人们似乎突然冒出来相信地球是平的，或相信婚前性行为会破坏你的DNA，这并不令人震惊。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有关地球形状或DNA机制的信念本来就没有坚实基础，因此一旦失去社会性支撑，它们容易发生极端流动性也就合理了。
“地球是平的”这一信念本身对大多数人并不构成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永远不需要环球航行。但它对信奉者社会关系的影响是有问题的。这个信念既在标示也在生成框架剪切——也就是除与其共享者外，与他人之间缺乏互相可理解性——这意味着，那些通过“地球是平的”这类反向信号来协调的人，会被进一步推离真实的人类资源，远离他们实际认识、互动与爱的人，转向他们并不认识的人。许多互联网先驱与技术人士曾梦想，基于这类互联网驱动的信念，会形成新的、有意义的社群；但这一梦想被搁置了，因为新信念相对脆弱，而现实世界中的旧制度相对强大，阻止了它们自身的重组。平地论者以及围绕互联网策展的社会反叙事碎片聚集的人，并没有、也不会建起一座辉煌城市来共享他们的新社会认识论。最多，他们会组织大会。更可能的是，他们只是继续坐在电脑椅上，浏览自己偏好的内容。
互联网极大提升了寻找并满足个人偏好现象学反馈回路的便捷性，无论那回路是义愤、共享受害感，还是任何其它诱人的梯度。拟社会互动通过共享框架提供社会奖赏的感觉。然而，生成并强化该框架的拟社会纽带只提供社会奖赏的感觉，却不提供大多数来自后勤协调的物质收益——你不会和你的Twitter圈子或YouTube粉丝借一杯糖、搭个谷仓、一起养孩子，更不用说建一座新城。你也许会通过他们找到生意伙伴或恋爱对象，甚至像平地论者那样组织定期大会。但意义恰恰来自稳定的、日复一日的社会活动——而这正是线上“社群”所替代的东西。
社会奖赏的重新分配，在削弱原本用来协调人们与其本地人口群体的共享框架时，往往会撕裂那些对其物质福祉更相关的社会纽带——也就是他们身边近距离的朋友与家人。当一个人偏好拟社会奖赏时，他可能不再能够驱动连贯的、在物质上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转而被困在纯粹在现象学上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里——追逐归属感、目的感与社群联系，却并不让这种感觉对应任何在物质上有益的群体目的。社会奖赏的现象学体验与社会凝聚的物质收益正在日益脱钩。
对那些奖赏回路正在被黑客入侵的人喊“别刷TikTok了，出去交朋友”，就像对着迎面而来的飓风尖叫一样。没有回头路。现代基础设施本就扰乱了许多地方性凝聚的物质收益；而更大尺度制度的衰败、僵化以及对不断变化的技术与生态环境缺乏适应能力，也扰乱了许多国家或其它大规模制度性凝聚的物质收益。我们对“抱团有效”的感觉正在消散——诸如互相借糖、主动参与建设社区安全与基础设施、互相照看孩子——因为事实上，做其中许多事已不再有效或高效。
如果我的朋友生病了，让她点DoorDash比我煮鸡汤送过去更高效。如果我认识邻居，而且我烘焙，向邻居借糖或许也高效；但我不认识他，因为我们俩都太习惯闲聊；并且我也不烘焙，因为我有DoorDash。在当下的政治氛围里，我认识的大多数人若被要求反思请愿的预期效力，要么会笑，要么会沮丧地叹气。那个曾经“用情感与关系同步来建构世界观”是适应性的环境正在消逝，而建立在这一策略之上的、残存的心理与躯体固件正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容易被劫持。
但如果我们操作得当，这未必意味着末日。它反而可能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建造更好的东西。社会奖赏的感觉与信念的可靠性，本来就从来不是完美耦合——至少可以这么说。看看二十世纪的一些噩梦，这些陷阱的严重性显而易见。所以我们必须演化出不同的东西。
当然，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这种认识机制的误触会被体验为存在危机：目的感与动机的崩塌，接着是一段抑郁与躁狂式抓取新框架的过程。在加州，千家创业公司的繁盛——有魅力型领袖与“改变世界”的叙事——部分是因为存在一支对意义极度饥渴的劳动力队伍，他们愿意用长工时与低薪，换取一种社会目的。
这些人中的许多，正用“颠覆式十字军”那种概率更低的承诺，去交换那些已经辜负过他们的学术机构的承诺。随着创业公司失败，许多人转而投入意识形态建构项目、Twitter上的论辩，以及其它可被含糊归类为“建构理解”或“制造意义”的社会项目。我显然在谈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方与一类非常具体的人，但加州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输出地，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我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左海岸，并看着越来越多的世界开始像旧金山，我认为若不把本地趋势当作警示，将是失职。
我看着许多朋友在一轮轮“搭建新叙事并骑着它前进直到崩塌”的循环中往复，通常把它夹在存在危机与复原之间；有时靠药物或灵性重新整队，有时把自己关起来、长时间什么也不做。叙事动机的丧失绝非小事，如果我们想在不只是上演叙事成瘾循环的情况下熬过去，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
重新扎根于直接知识
请跟我做一个思想实验。想象一位母亲和女儿在织袜子。我们必须承认，织袜子这件事本身并无特别之处，但母亲与女儿对同一活动的体验完全不同。母亲几乎因满足而发光；对她而言，织袜子是一种深刻的美德与基督教慈善行为。袜子将被送给前线的士兵。没有任何士兵亲自向她索要，她也永远不会见到袜子被使用，但她会和教会里一群亲密朋友一起低声谈论可怜的士兵会有多冷，沉浸在彼此同情心带来的共同美德里，赞赏或挑剔她们手中材料的品质，闲聊八卦，以耶稣作为共同的道德触点，啜饮茶水。对母亲而言，织补袜子的行为在语义上嵌入了“与人保持良善”的行为之中。
而女儿则痛苦不堪。对她来说，那些教会女士既刻薄又自以为是。她觉得她们对士兵的关心虚伪且自利。她们不听她说任何话。每次她们来，母亲都逼她穿她讨厌的衣服。她一点也不在乎那些袜子，每一针都是被迫的伪善。若耶稣喜欢教会女士所说他喜欢的那些东西，她就会对耶稣心存怀疑——她长大后也许会成为无神论者。她的身体因坐立不安而疼痛，若有人问起她也解释不清为什么。
现在注意，如果我们清空叙事元素——也就是清空所有不基于直接个人经验的前提——母亲去做这项原本“无意义”的活动的动机，来自她与朋友之间有回报的关系（她们当时并不在场，但在注意力优先级上仍压过女儿）；而女儿对同一活动缺乏动机，则来自她与母亲之间无回报的关系。
我们就是故事里的小女孩，而我们正试图通过寻找新的宗教理由来织袜子，以此处理我们的痛苦。仿佛我们花了几分钟和耶稣讨价还价，设法说服自己去做，十分钟后又无聊痛苦地躺在地板上，然后给朋友打电话，编造我们自己的故事，说士兵多么凄惨、多么需要我们的袜子，接着又兴致勃勃地回去继续织补，直到母亲让我们“劳驾小点声”；然后我们又再次瘫在地板上，如此往复。
小女孩无论给自己讲什么关于袜子的故事，都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同样，我们如今运行的这种“叙事优先”的方法也深深本末倒置。对意义的追寻，其实是对不再孤独的追寻。当我们的动机崩溃，它之所以崩溃，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奖赏图景里并没有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而我们真正想要的是彼此。是的，确有真实而紧迫的经济因素，但许多经历存在危机的人，如果愿意放弃对影响力的追求，其实可以成功地为金钱优化。而影响力的含义是：我们至关重要。也许我们正以错误的方式、对着错误的人，试图变得重要。
袜子的情景完全可以不同。母亲与女儿可以共同理解：是的，那些教会女士有点狭隘。母亲不介意女儿在她们来时穿脏兮兮的工装裤，因为女儿的舒适比躲开那些女士的侧目更重要。同时，母亲与女儿也同意：以她们所知，士兵确实需要袜子，而教会有把袜子运过去的基础设施。不妨利用这一点——只是女儿也许没那么在乎士兵，反而更在乎和妈妈一起喝杯热可可、做个安静的小活动，是多么甜蜜又美好。想象在这个版本里，她对袜子的感受会有多不同。也想象若我们的根基动机类似于这个更健康的关系，我们对手头所有可做之事的感受会有多不同。
在没有中介叙事框架的情况下，直接照看我们的人际现实是一项艰难任务。我们所生活的认识论要求我们把“主体间的”当作“客观的”——也就是说，我们期待并被期待把社会知识当作事实现实来对待，而不顾我们与该内容之间的个人认识距离。推辞会带来污名，那种伴随大屠杀否认或平地论的污名。因此，我们的认识状态被“意义的胡萝卜”和“被排斥的棍子”锁死，我们也被锁进对那些与眼前之事关系不大的“事实”的情绪性投资中。但想象一下，如果思想实验里的小女孩大胆到说：“妈，我不想谈耶稣或士兵。你在忽视我，我很难过，因为你更喜欢你的朋友而不是我。”
你可以开始练习这一点，开始留意你的对话何时是在谈论你和对方都无力影响的假设或抽象。你可以和你那位疯狂的叔叔争论一整天，争论你会不会、该不该把堕胎定为非法，但如果你们俩都不处在能做这个决定的位置，那么你们所做的只是用社会继承来的代理议题替代直接沟通。开始问自己：这场对话真正关于什么？这些感受真正关于什么？你是否感到被不尊重？不安全？不被在乎？害怕？直接谈它。一旦你处理了这些，你的立场可能会变、也可能不变，但你持有它们的方式一定会改变。
只要我们无法识别信念的关系性基础，我们就会在不该实体化的地方把它们实体化，同时也无法直接处理关系；而我们越不处理关系，未被满足的人际需求留下的空洞就越让我们容易被越来越不可靠的信息所侵袭。我们的叙事越变越脆，我们就越容易出现动机崩塌、无法协调、以及总体无法运作——很多情况下，甚至严重到字面意义上无法繁衍。
放弃用意识形态叙事来协调，并直面个人关系中的真实匮乏，同时还要面对一个要求我们假装知道超出我们可信知识范围之事的世界——这很可怕，不，是在存在意义上令人战栗的恐怖。但这做得到，而且当个人关系变得更强健时，它会越来越容易。尝试理解世界、提出想法、分享假设与经验并没有错，这些都是人类创造力与深度人际关系的一部分，它们扩展了我们作为物种的边疆。但与其把意识形态问题变成我们关系欲望的代理战场，我们必须学会从经验中建构共同体，让真正关于彼此的事情就回到关于彼此。让我们通过重新奠基我们的关系、清理我们的认识机制，避免成为我们文明叙事缓慢死亡的一部分——相反，成为它温柔、探索、勇敢的重生。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