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an Didion1

Translation: On Self-Respect

某日，在一个旱季，我用大字在笔记本的两页纸上写下：所谓天真，止于一个人被剥去“我喜欢自己”这一幻觉之时。虽然至今，数年过去，我惊讶于一个与自己不和的头脑竟能一丝不苟地记录自身的每一次震颤，但我仍能以一种难堪的清晰回忆起那一刻灰烬的滋味。那是错置的自尊心在作祟。

我没有被选入优等生荣誉学会2。这一失败几乎不能更可预见或不含糊（我就是绩点不够），但它仍使我心神不宁。我不知为何曾认为自己在学业上堪比Raskolnikov，奇异地免于那些束缚他人的因果关系。尽管这一局面在当时，也大概只具有Scott Fitzgerald没能当选普林斯顿三角俱乐部3主席那般的悲剧分量，但我落选优等生荣誉学会的那天仍标志着某种东西的终结，而天真也许正是它的名字。我失去了那种对我而言红灯总会变绿的信念，和那种愉悦的把握——那些童年时期为我赢得称许的、相当被动的美德，会自动保证我不仅能拿到优等生荣誉学会的徽章，还能得到幸福、荣誉，以及一个好男人的爱（最好是《卡萨布兰卡》里的Humphrey Bogart与代理权争夺战中的某位Murchison兄弟的混合体），也失去了那种傻气的信仰——礼貌、干净的头发，以及在Stanford-Binet量表上呈现的能力，具有某种图腾般的力量。我的自尊就钉在这些可疑的护身符上，那天我面对自己，茫然得像一个人撞见吸血鬼，却发现手边根本没有大蒜花环。

虽然被迫退回自身，无论如何都是令人不适的事——就像使用借来的证件过境——但如今回想起来，那似乎恰是建立真正自尊的唯一必要条件。尽管我们满腔陈词滥调，自欺仍是最难的欺骗。那些在别人身上奏效的魅力，在这条灯光惨白、只与自己幽会的后巷里毫无作用：这里不接受胜利的微笑，也不接受把良好动机罗列得漂漂亮亮的清单。像一个绝望又灵巧的老千法罗牌局庄家，瞥见Bat Masterson正要插进牌局那样，花哨却徒劳地洗着那副做过手脚的牌——出于错误动机的善行、无需真正努力得来的表面胜利、被羞辱逼出的英勇之举。残酷的事实是：自尊与别人的认可毫无关系——毕竟他们很容易被欺骗；也与名声毫无关系——正如Rhett Butler告诉Scarlett O'Hara的那样，名声是有勇气的人可以不在乎的东西。

另一方面，没有自尊，就像被迫做个不情愿的观众，反复观看一部没完没了的家庭电影：它记录着你真实的、或想象出的种种失败，每次放映后都会剪进一段新镜头。“看，那是你一怒之下打碎的杯子，那是X脸上的伤痛；再看，下一幕，那是Y从休斯敦回来那晚，瞧你怎么搞砸的。”没有自尊地生活，就是在某个夜里清醒地躺着，远离温牛奶、苯巴比妥和被子上安睡的手，逐笔清点作为与不作为的罪过、背弃的信任、微妙地打碎的承诺、因懒惰或怯懦或粗心而不可挽回地浪费的天赋。无论我们推迟多久，终究会躺进那张众所周知不舒服的床——由我们亲手铺就。我们能否入眠，当然取决于我们是否尊重自己。

若有人抗议说，有些相当离谱的人——一些不可能尊重自己的人——看起来也睡得很香，那就完全错过了要点，正如那些以为“自尊”必定与内衣上有没有别针有关的人一样。人们普遍迷信“自尊”是一种避蛇的符咒，能把拥有它的人锁在某个不受瘟疫侵扰的伊甸园里，使之远离陌生的床、暧昧的谈话，以及一般意义上的麻烦。事实并不是这样。它与表象无关，而关乎一种独立的安宁，一场私人的和解。尽管《相约萨马拉》里那个粗心、近乎自毁的Julian English，以及《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那个粗心、无可救药地不诚实的Jordan Baker，看上去都不太可能拥有自尊，但Jordan Baker有，Julian English没有。凭借那种更常见于女性而非男性的、强大的调适天赋，Jordan衡量了自己，与自己讲和，避开对这份平和的威胁：“我讨厌粗心的人，”她对Nick Carraway说，“一场事故要两个人才会发生。”

像Jordan Baker那样，有自尊的人有勇气承担自己的错误。他们知道万物的价码。若他们选择通奸，就不会在良心不安的驱使下跑去向受害方请求宽恕，也不会抱怨被点名为共同被告这事的不公、这份并非应得的难堪。若他们选择放弃自己的工作——比如写电影剧本——转而成天坐在阿尔冈昆酒吧里消磨，他们也不会随后苦涩地纳闷：为什么写出《安妮日记》的会是哈克特，而不是自己。

简而言之，有自尊的人表现出某种坚韧，一种道德神经。他们展现出曾被称为“品格”的东西——一种品质，尽管在抽象层面上被认可，有时却会输给别的、更加立等折现的美德。它声望下滑的尺度在于：人们往往只在两类场合想到它——相貌平平的孩子，和那些最好是在初选中就被击败、没能连任的美国参议员。即便如此，品格——愿意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仍是自尊滋生的源头。

自尊这件事，我们的祖父母那一代，无论他们是否真正拥有，都很了解。他们从小被灌输一种纪律：谋生要靠做那些自己并不情愿的事，要把恐惧与怀疑放到一边，在天平上衡量眼前的舒适与获得更大、甚至无形的舒适的可能。对十九世纪的人而言，Chinese Gordon穿上一身洁白的军服，在喀土穆坚守抵御Mahdi，是令人钦佩却并不稀奇的事；而在加利福尼亚获得自由土地的道路伴随着死亡、艰难与尘土，也并不显得不公。1846年冬天的一本日记里，一个随移民队迁徙的十二岁女孩Narcissa Cornwall冷静地记下：“父亲忙着读书，没注意到屋子正被一群陌生的印第安人包围，直到母亲开口提醒。”即便完全不知道母亲说了什么，人们也几乎不可能不被整个事件打动：父亲在读书，印第安人鱼贯而入，母亲斟酌不会引起恐慌的措辞，孩子如实记录，并补充说那群印第安人“幸好对我们而言”没有敌意。他们只是既定条件的一部分。

无论以何种面貌，印第安人总是如此。说到底，这仍是一个承认的问题：任何值得拥有的东西都有代价。尊重自己的人愿意接受风险：印第安人可能敌对，事业可能破产，亲密关系未必会变成一种“每天都是假日”的婚姻，只因为“你嫁给了我”。他们愿意投入自己的某些东西——他们也许根本不下注，但一旦下注，就知道赔率。

这种自尊是一种纪律，一种无法伪造却可以培养、训练、引出的心智习惯。有人曾建议我，把头伸进纸袋里止哭。这样做碰巧在生理上有合理原因，和氧气有关，但其效果难以估量：把脑袋套在Food Fair的纸袋里，很难继续把自己幻想成《呼啸山庄》里的Cathy。这些微小的纪律皆同此理——其意义不在纪律本身。冷水浴下，任何一种神魂颠倒都难以为继，不管是自怜的还是肉欲的。

但这些小纪律之所以有价值，只在于它们代表着更大的纪律。说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战场上赢得的，并不是说给Napoleon补一套板球速成班就能把他救回来。在雨林里举行正式晚宴，若不是烛光在藤蔓上摇曳能召唤出更深、更强的纪律——那些早在很久以前就被灌注的价值——也将毫无意义。这是一种仪式，帮助我们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要记住它，前提是你曾经认识它。

拥有那种对自身内在价值的感受——无论好坏，它构成了自尊——在潜能上等于拥有一切：分辨的能力，去爱与保持冷淡的能力。缺少它，则会把人锁在自己里面，既无力去爱，也无力保持冷淡。如果我们不尊重自己，一方面，我们被迫鄙视那些资源匮乏到竟愿意与我们为伍的人，那些感知迟钝到对我们致命弱点视而不见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又奇异地受制于眼前的每一个人，执拗地要去兑现——因为我们的自我形象站不住脚——他们对我们的错误想象。我们还会自我安慰，把这种取悦他人的强迫当成一种迷人的特质：想象力丰富的共情天赋，愿意付出的证据。于是当然，我们愿意扮演Francesca对Paolo，Brett Ashley对Jake，Helen Keller对任何人的Annie Sullivan：再离谱的期待都不算离谱，再荒唐的角色都能上场。任由那些我们不得不轻蔑的人摆布，我们扮演的角色在开演前就注定失败，而每一次失败都会制造出新的绝望：为了揣测并满足下一次加诸于我们的要求。

这就是人们有时称为“自我异化”的现象。在它的高级阶段，我们连电话都不再接，因为对方可能要我们做点什么，而“其实可以说不且不至于淹没在自责里”的想法对这场游戏而言是陌生的。每一次相遇都索取过多，撕扯神经，耗尽意志，甚至像一封未回的信这样微小的事情，也会唤起极不相称的罪疚，以至于你的理智会成为熟人间猜测的对象。把未回信件放回它应有的重量，让我们摆脱他人的期待，把我们还给我们自己——这正是自尊那巨大而独一无二的力量。没有它，人最终会发现最后一圈螺丝的拧紧：你出走去寻找自己，却发现无人在家。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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